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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3日至24日,“首届全国医疗纠纷第三方援助协作论坛”在山西举行。全国七个省市、四十余名专家、卫生部、地方官员齐聚于此,探讨医疗纠纷解决话题。山西省卫生厅医政处处长李和平认为,“媒体只听患方说话,单方面过多的、过滥的报道,加重了医疗纠纷处理的难度”。(据10月24日《中国新闻网》报道)  “看病难”是当下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医患关系紧张也成了当下的一种社会怪象。毋庸讳言,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患者及家属维权不理性的情况,也就是李处长所说的“患者希望以闹来解决问题,或静坐、聚众吵闹、大打出手,或在医院大设灵堂”的情况。但是,如果要因此把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处理难的责任怪罪于媒体,认为是媒体惹的祸,则显然过于武断,过于片面。  救死扶伤是医院和医生的职业,医院是“事关人命”的地方,关爱患者,敬畏生命是医院的职业内涵。然而,现实中,一些医院和医生却拿患者生命当儿戏,他们眼中盯准的只是患者的钱袋子。比如,媒体不久前报道的“重庆一病人被开腹腔苦等医生5小时死亡”一事,就是医务人员医德丧失、漠视生命的恶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医患关系紧张,其实与一些医院和医生医德沦丧、漠视生命不无关系。  李处长说“媒体只听患方说话,过多、过滥报道医疗纠纷”。在李处长眼中,媒体活脱脱一副“捣乱”、“使坏”的角色。但在我们看来,作为媒体,及时报道新闻事件,进行舆论监督,这是它的社会责任,也是媒体得以存在的基础。照李处长的观点,如果医患关系紧张就怪罪媒体,那么是不是要把社会上所有纠纷的激化都推给媒体呢?  让各方的“观点见面”,公正地进行报道,这是新闻报道的一个基本原则。考察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医患纠纷我们会发现,媒体之所以“只听患方的话”,事实上与医院打压、回避真相、不敢正视媒体和患者及家属有关。  当然,我们也承认媒体的报道有时也确实存在不公正的地方,但要看到,那毕竟只是个案,不是主流,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某些医院的医德沦丧,就否定所有医院机构的工作一样。再则,对于媒体报道的失范,医院也完全可以通过包括司法诉讼在内的一切合法的救济机制来解决。大可不必借此往所有媒体脸上“摸黑”。  换个角度看,医患关系的紧张并不是媒体造成的,舆论反映的只是医患关系紧张的事实。媒体曝光的初衷,也不过是提醒医疗机构认识到他们本身存在的缺陷,并督促医疗机构进行自身的完善。其本意,除了帮助患者尽快解决问题,也是希望医疗制度能够逐渐走向合理,尽量缓和医患矛盾。  诚如一些网友指出的那样,不管你愿不愿意,媒体的舆论监督都是一种合法的制度设计。在医患双方缺乏信任,医患矛盾突出的当下,卫生部门更应该坦诚面对媒体,拿出自证清白的勇气,自觉接受舆论监督,从建立健全监督约束机制入手,逐步化解行业积弊,重树行业形象,而不能把“医疗纠纷处理难”的责任都往媒体身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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